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党领导青年的百年奋斗史中，涌现出一大批善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的典型代表，邹韬奋便是其中之一。

邹韬奋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不仅如此，邹韬奋的一生都与青年有着不解之缘，他以尽心竭力的奉献服务成为青年的好朋友，以民主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青年的精神导师。邹韬奋对青年的巨大影响力与其新闻出版事业的成就是紧密联系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

邹韬奋对青年的思想引领，遵循“青年是谁，青年在哪，青年有什么需要”的逻辑进路。在邹韬奋的带领下，一代青年觉醒民族意识，投身爱国运动，认清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奔赴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

一、“努力使社会的光明面扩大”，唤醒青年的主体意识

进步青年是邹韬奋开展思想引领实践的最重要对象。从《生活》周刊到《大众生活》周刊再到《全民抗战》，相关研究发现，邹韬奋主办刊物的受众上至政府要员、文化名流，下至市井小贩、劳苦工人，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甚至是远播东南亚等海外，均遍及刊物和生活书店的读者。邹韬奋尤其重视青年读者，为了让报刊覆盖到职工、学徒、小商贩、在校学生等，邹韬奋在办刊经营中坚持内容的大众化、形式的趣味化、售价的平民化，从不因物价飞涨而提高报刊价格，这一举措积累了大量忠实的青年读者群体。

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中，邹韬奋经常向“青年朋友”分析形势，鼓励青年在逆境中“不自毁”、“不腐化”，只要“常在求进步的路上前进，必然有着远大而光明的前途”，奉劝苦闷中的青年“千万不要因目前所处地位的低微而轻视了自己”。在长期的思想浸润中，无数进步青年认清了历史大势，认识到了改造社会环境与加强自觉努力的统一性。河南广武的青年读者来信说：“我每一次接到它都是紧张地愉快地一口气把它读完，得到了这些精神上的滋养，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于无形中健壮起来，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重要的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于抗战前途有了胜利的信心，同时我就逐渐觉悟到在这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时代里，我也应该拿出自己所能尽力的力量来。”

邹韬奋热爱青年、相信青年，他将青年称作“最富于热情而又最富于敏感的”。邹韬奋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撰写过多篇政论文章，肯定学生救亡运动的重要作用，称其为“大范围民众运动的酵母、先驱，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邹韬奋在文化战线中以笔为帜，大力支持青年在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引领青年救亡图存、挺身而出的主体意识，起到了唤醒青年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作用。

二、“唤起活泼有为的精神来”，激发青年的主动精神

邹韬奋对“青年在哪”的思考，是将青年置于个体、集体、社会、民族国家的多层结构中，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理想的现代性依归。他曾提出：“青年们的‘热情’是一切进步和事业的源泉，但是必须把这‘热情’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才能发挥光大他的效用，否则在‘苦闷’中消耗去，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

对青年的正确引导，关键在于激发青年的主动精神。邹韬奋自接手《生活》周刊以来，进行了三次重要的导向性调整。第一次将其从内部机关刊物转变为面向广大青年讨论“个人修养”的趣闻杂谈，第二次转变为“应着时代的要求”关注社会问题，第三次转变为揭露黑暗现实、宣传爱国主义、倡导抗日救亡的舆论主阵地，成为在青年中有较大传播力的时事刊物。随后出版的《大众生活》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念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进一步引导青年将个人前途与社会变革系于一体，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民族发展的主线中，激发了青年挺膺担当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

邹韬奋深知青年常陷入自我的狭小天地，因此，他引导青年将“个人的解放置于集体的解放中”，将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从个人主义转向到“有裨益于社会”，将前途道路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从而促使青年意识到个体存在于集体之中，价值锻造在于社会锤炼，前路所向在于国家发展，三个“在于”有力标定了青年的坐标，统合了青年的精神充实和物质追求，锚定了青年的历史主动精神，使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主动认识、主动选择、主动作为，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

三、“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解决青年思想认识需求

邹韬奋在新闻实践中始终“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洞察、回应青年的主要需求，即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与迷茫。《读者信箱》早期的来信内容和青年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下所产生观念摇摆相关，涵盖了求学求职、家庭生活、婚姻恋爱、交际交友等各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邹韬奋秉着“服务之彻底精神”“精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作为周刊主编，邹韬奋仍用“全副精神”解答读者的来信，这些信件有时一天达到一千多封，甚至还有青年读者上门拜访讨教。

邹韬奋认为：“青年的本质都是纯洁热烈的，因时代巨流的差异和时代需要的不同，反映着千万青年的趋向。”随着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邹韬奋对青年主要需求的把握从青年因新旧文化冲突而产生的思想迷雾问题，转变为青年因投身爱国运动的道路抉择问题。一名叫张海萍的女士来信：“目前中华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我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在这救亡运动的工作中，我怎样去做点工作呢？”邹韬奋对此回复：“在（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分不出什么前线和后方，因为我们民族敌人的魔手已伸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线去……我以为只须根据自己的能力，时刻留心国事的发展，和救亡运动的开展，随时随地都有救亡工作可以努力的。”邹韬奋对青年思想认识需求的准确识别和积极引导，点燃了青年的奋斗热情，凝聚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共识，激励青年或奔赴前线，或坚守岗位，以行动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四、提升青年工作影响力，把握青年思想引领主导权

胡愈之在《韬奋与大众文化》一文中这样评价：“他（邹韬奋）站在大众立场，唤醒大众，教育大众，而埋头向大众学习。但就宣传教育的作用来说，韬奋对于同时代的影响，却比鲁迅还要来的普遍。”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周刊发行量达15.5万份，《大众生活》达20万份，《全民抗战》达30万份，生活书店成为当时最受青年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都证实邹韬奋是那个年代深受青年信赖与敬爱的意见领袖、良师益友。

邹韬奋不仅是“出版事业的楷模”“文化界的劳动英雄”，也是青年思想的引领者，他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奔赴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他在青年思想引领实践中所凝结的深刻认识和路径启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把广大青年团结凝聚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必须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信念铸牢青年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青年把人生选择自觉融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建设祖国的生动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做青年工作的思想引领力、组织动员力、服务保障力，深入研究当代青年的思想行为特征、成长成才发展规律，正确把握当代青年的主要需求和主要矛盾，将服务青年需求与引领青年思想进步有机结合